近日,徘徊已經將近兩年之久的《關于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(yè)健康發(fā)展的指導意見》、《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》(以下簡稱網約車新規(guī))終于在國新辦揭開了面紗,并將在11月1日開始落地實施。

新規(guī)出臺,能解決多年以來城市居民的“出行難”“打車難”等難題嗎?被傳統(tǒng)出租車司機普遍吐槽的“份子錢”管理模式還能繼續(xù)下去嗎?記者梳理了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南京、鄭州等31個省會城市的出租車現(xiàn)狀,包括出租車數(shù)量、常住人口、萬人擁有量、份子錢、經營權有償使用費等情況,希望能從中找到一些原因和答案。

石家莊出租車

14年來未增一輛

1995年由住建部主導出臺的《城市道路交通規(guī)劃設計規(guī)范》曾對城市出租車數(shù)量有一個指導性標準——大城市每千人不宜少于2輛；小城市每千人不宜少于0.5輛；中等城市可在其間取值。按此換算,大城市萬人擁有量不宜少于20輛；小城市萬人擁有量不宜少于5輛。

根據(jù)記者梳理統(tǒng)計的31個省會城市出租車萬人擁有量來看,僅有烏魯木齊、拉薩、北京等10個城市符合指導標準,占比32.26%。南寧、福州、石家莊三個省會城市萬人擁有量更是低于10,分別為9.62、8.59、6.27。

這或許可以找到一些城市出現(xiàn)“出行難”“打車難”等的答案。曾有媒體人調查稱,一輛出租車利用率相當于8輛私家車和公務車,如果增加出租車數(shù)量,將有效減少私家車和公務車的出行,減緩交通擁堵。增加出租車數(shù)量來應對打車難,成為國內不少城市近幾年共同的選擇。西安市在2011年一次性投放1053輛出租車,合肥市2013年宣布增加1000輛新能源出租車,南京市也在青奧會前后增加3300輛。

然而,很多城市出租車增加數(shù)量和需求并不匹配。例如,河北媒體曾在2013年1月報道,石家莊市從1998年以來14年未增加1輛出租。在石家莊市政府官網一篇發(fā)布日期為2015年5月11日的《石市創(chuàng)森宣傳工作全面展開》文章上顯示,當?shù)厝匀恢挥?710輛出租車。如果從1998年算起,至2015年,也至少有17年未增加一輛出租車。

為何一些城市十多年出租汽車規(guī)模沒有增加?廣州市政協(xié)常委曹志偉分析說:“交通管理部門往往會照顧出租車公司利益,為減少出租車空載率,而對出租車進行數(shù)量管控,并且交通管理部門往往是單純地以城市靜態(tài)的人口規(guī)模為基準配置出租車數(shù)量,而沒有充分考慮城市人口結構、經濟與消費水平、流動人口組成等因素,因此出租車數(shù)量往往不能滿足市民出行需求?！?

份子錢重慶最高

每月超過萬元

份子錢,是出租車司機按月交給出租車管理公司的運營管理費、稅費等眾多費用,也稱承包費。它被認為是出租車司機的主要負擔,也是出租車公司的主要營收收入。

記者根據(jù)公開資料整理發(fā)現(xiàn),31個省會城市中,重慶市的出租車份子錢最高,每月11044元。這個數(shù)據(jù)來自重慶市交委公開信箱,一位的哥抱怨,他2009年8月的時候,按公司規(guī)定每天上繳份子錢380元,然而到了2015年,份子錢卻漲到了每天415元。重慶市交委在查實后回復稱,“2015年度公司制定的出租汽車經營方案實際產值任務繳納標準為:每車產值為14250元/月(475元/天),返還基礎工資、雜費等共計3206元/月,實際產值約為11044元/月(368.13元/天),低于行業(yè)規(guī)定的最高標準11400元/月(380元/天)”。依據(jù)該回復發(fā)現(xiàn),即使按重慶市交委核實的約11044元/月,重慶市出租車行業(yè)份子錢仍然是最高的。

在份子錢模式下,隨著專車的不斷沖擊,出租車司機的收入日漸減少,這引發(fā)了部分城市這兩種新舊業(yè)態(tài)的沖突。一些城市選擇了直接降低份子錢。2015年3月31日,南京市物價局和交通運輸局聯(lián)合下發(fā)通知,從4月1日起,南京降低出租車“份子錢”,普通車型單班每月下調600元,雙班每月下調200元,下調幅度分別為8.96%、2.86%；2015年10月,蘭州市將駕駛員的月承租金由此前3950元降至3650元。

比較出租車“份子錢”模式和專車“按訂單分成”模式,在專車司機張師傅看來,專車模式明顯占優(yōu),接一訂單,平臺公司扣費27%左右,一月下來如果營收10000元,扣費不過3000元；另外,一天不工作也不害怕扣錢。而的哥梁師傅則稱,每天必須先把份子錢完成,即使生病也不敢停下來休息,如果完不成,基本就是倒貼白干了。

所有相關利益主體

都應有發(fā)聲渠道

網約車新規(guī)出臺后,在被問及中央和地方管理權限是如何考量時,交通部副部長劉小明強調屬地管理責任,“出租汽車的管理是城市人民政府的主體責任,各個城市的規(guī)模、公交發(fā)展水平、擁堵情況等千差萬別,在這樣的情況下,如何定位這個城市的出租汽車,如何考慮這個城市的出租汽車發(fā)展規(guī)模等,需要由各個城市政府來進行確定”,“兩個文件給各個城市人民政府留夠了充足的政策空間,地方也可以因地制宜,因城施策?！?

“我國雖然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已快40年,在監(jiān)管領域仍不乏一些未跟上時代發(fā)展的習慣和做法。我們的政府和各級監(jiān)管主體要逐漸習慣、適應從‘管理’向‘治理’的職能轉變,這就對我國的城市治理體制機制的改革提出了要求?！眹野l(fā)改委城市中心綜合交通規(guī)劃院院長張國華分析說,“我們要改革我們的治理體系,讓所有相關利益主體:政府、企業(yè)、智庫、個人都參與其中,有表達利益訴求的渠道和方式。城市各個方面的治理不再是一言堂,一方可以‘任性’而為,而是需要所有的利益主體都參與到其中,協(xié)調各方利益,才能達到最好的治理效果?！?

（摘自齊魯晚報）